开幕酒会：2008-05-15 10：00

展览前言
　　岁月的远窗

　　许江（原福建沙县镇头公社镇头大队福州知青、“青春叙事·知青油画邀请展”艺委会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院院长）

　　这是一张老照片。一如人的一生中，各有几张自照，镌刻在心。每回闭目远思，这照总带着岁月的萧萧凉意，站在心灵的窗口，黯黯无言。相望既久，那远年的愁绪又常常化去伤怀，花开如树，滋养年年岁岁。

　　1973年初，我从沙县一中高中毕业。入秋，就到当时的镇头公社镇头大队插队。因镇头小学缺人，我又能写会画，就在那里充数当民办教师，寒暑假都要回队里干活。那小学原是一座小庙，位于小镇的道口。虽仅一进的小院，却门楼正气，石阶叠起，中厅依着山势，莅在石阶的高处，是教师办公的地方。小院的外夯墙上满是层层叠叠的标语，内院的木板墙被风雨洗得发白。高墙内朗朗书声，依然带出乡间肃然的敬意。中厅的敝舍被分割成教师宿舍。照片中那黑黝黝的窗内，正是我的住所。那四道木横杆，拦护着我整整两年的青春岁月。

　　我的工作不仅在这所小学中承担英、音、体、美的课程，而且每周两天，去到大山的深处，为另两所单师小学上英语课，一年四季，风雨无阻。那三十余里的山路，直上直下，壁立陡峭，风雨中的远行，充满艰辛。我往往在午后两三点上路，登上峰顶，已近黄昏，只见满天霞蔚，真心欢喜云上行走的感觉。小村弥漫着炊烟和云气，我就从未看清过它的全貌，只记得石阶从家家的门前穿过，那小学正在小村的最高处。入夜，村里的人们打着油灯，聚到小学来。由于小村太偏僻，山下的女子不愿远嫁山里，老村长就从大巴山买来川妹子做媳妇，结果村长被撤，但一村小伙的成家之路却被打通。这些远嫁的川妹子都受了初小的教育，盼望晚上能有个热闹去处。于是小学的夜校就成了她们的聚合之所。每当此时，我就同她们讲山下和报纸上的那些事情，带她们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卖花姑娘》的曲子。小学的油灯，照耀着山村欢乐的脸庞。近几年听沙县的老同学说，那山峰上的聚落已经迁到山下的大村里。巅顶的人烟生涯已成往事，关于蹉跎岁月的记忆只在山头。

　　山下的日子却是平静而寻常。我的课多在上午的末节和下午辰光。那时的英语课主要是：“Wish Chairmen Mao a long long live”和“Done with Lin Biao! Done with Confucius!”之类的口号，一首“I Love PeKing Tian An Men”就唱了半个学期，并不怎么需要备课。山村的早晨伴着学堂书声，格外静寂，正是读书的辰光。此时的知青生活，由于李庆霖的述苦信，已得到改善。知青们由散居在农民的老房，集中到专款专建的知青点，告别了生病无人过问、长年独处野居的生活。一些“文革”前的旧书开始在知青点流传。那个时候，我总是在照片中的这个窗口，对着窗外叠起的梯田和莽莽大山，阅读这些老书。这些书很杂，《青春之歌》没人相信，《红楼梦》过于风花雪月，巴尔扎克的人间悲剧有点 嗦，托尔斯泰的灵魂救赎过于冗长，雨果的大排比虽包蕴哲思，却少了故事的情节。只那一类青年英雄的读本，时代背景虽有天壤之别，却依然吸引着静寂生活中的青春好奇。司汤达的《红与黑》，那于连的帅哥形象若天边的飘云，怎么说也有小流氓的嫌疑。屠格涅夫的《罗亭》作为革命者的形象与村里的民兵队长们相去甚远，但那在战壕中跳荡的身影却依然值得同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勾连着孤独青春的自怜，远比一般的忆苦思甜深刻了许多。《静静的顿河》因与别人合看，四卷的秩序倒错，格里·高利的骁勇和悲怆变得一样飘渺。《牛虻》是一般青年的最爱，我读了五遍以上，许多对话段落几能背诵，能否如亚瑟那般的坚强成了这段青春岁月不断自省的严肃问题。正是从这个有横档的窗口，“文革”前一般青年读本中的人物，涌进那个静寂的乡村生活，涌进我蹉跎的青春岁月。知青生涯中的这份阅读，与校园不同，那时刻经历着的孤单无助，让我们对所有的人间苦难，都怀着同样的伤楚。那些不同的强者的形象，伴随着读本的变化，伴随着这些主人翁的跳拓的生涯，成为那个年代倾慕的对象和返照的自问。

　　这窗前的合照，是1975年的暮春，我将离开沙县回返福州，知青朋友们前来送行时拍摄的。两位挚友年岁都比我大，一直大哥般地罩着我。他们都有一副极健硕的身板，又具有难得的数学头脑。就在这个窗前，我们曾多少次讨论高中数理的难题，享受劳作之后、仲夏夜解题的荒诞之乐。他们又都有一双巧手，一个会做木工活，常为农民打木箱，来交换盛夏酷暑的工分。另一个会修钟表，让附近四乡的大钟表都听他的指挥。他们还一个会拉小提琴，另一个弹一手西班牙吉他。他们仿佛把青年的各种能量都化作生活中的巧事，来证明青春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稍长几岁的成熟中所透射出来的思想和理性的魅力，极大地诱引着我这般青年的模仿心。他们扶助着我的温暖的手，在插队时光的暗夜里，始终是我坚强的支撑，甚至是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成长中的精神依恋。如今，他们一位是工厂的技术员，一位是大学教授。他们也会如我这般回望这岁月的远窗吗？

　　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我们都投以某种留恋的目光。其时，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场送别，不仅是与一种山乡环境、与一段朝夕相处的生活告别。没过多久，两位挚友中一位被保送上大学，一位被 工厂招了工。事实上，我们正结束一个青春的年代、一种游历在野的生存方式。在那一瞬间，在那平静而一致的注目中，埋藏着多少风雨知青在清寂无援的状态下苦苦坚守的生命本己的耐心。“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革”苦难的副产品，将一千七百万颗青春生命抛掷到远疆海角、山岭偏地，去经受风雨、承接磨难。于是，知青成了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成为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独特的历史身份。有多少人将生命留在那历史岁月中？有多少人苦苦挣扎着从那里走出来？正是这生命本己的耐心，知青不仅经受住了风雨磨练，而且还从磨练中得到生命蹉跎的历验和洗礼，得到在广阔天地中去问去思的在野的生存方式，得到一生一世都受其漂染和侵浸的精神塑造。

　　知青的身份依然活着，活在曾为知青的心灵深处，活在他们的注定要受历史关注的真诚表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