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

 

20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信息社会还是天方夜谭，但那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已率先进入了信息时代，20年后的今天，至少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数量上，我们已很难想象，消费的人群还是20年前的那个人群，移动通信、互联网还有很多和互联相关的电子资讯，正如潮水般涌向中国从高端到低端的各个不同的消费人群，从消费层面上看，这种中国人对电子产品消费的欲望，远远超过住房和汽车，这不仅是因为电子产品的廉价，而是电子产品更加符合中国移动社会的特征，这种移动社会的特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

1、从乡村涌向城镇，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移动的社会群体，民工、他们也是电子产品或者说中国的信息社会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互联网满足了他们最基本的社会的互联的需求。

2、建立在世界工厂基础之上的从中国南到北的，从物资到人员的搬运，这种搬运也可以理解成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搬运，他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物流和建立在跨国公司基础之上的人员的流动，当然这也是中国日益国际化的一个特征之一，但他被明显的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因为城市和城市之间的移动，他是全方位的，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日益像一个酒店，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工作的白领，他们的体验几乎没有常驻城市，几乎每天飞来飞去，或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也就是说，信息社会在中国不仅是人使用了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而人的生活本身也像互联网，他不再是一个线性的经济动物，人从上班、工作、购物直至食品消费都出现了日益交叉互联的倾向，也就是说移动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家和办公场所的界限在中国日益模糊，不论是代表中国精英的白领还是代表中国平民的民工，他们都日益呈现出一种中国制造的信息社会的特征。

 

同样在20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银行还只是和储蓄联系在一起，这和当时中国北方过冬存储冬储菜没什么两样，那时没有股票，没有私募基金，甚至也没有保险，资本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就是工资、就是钱，20年后的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天股票交易额几百亿、几千亿，在最疯狂的时候，可以说差不多有几亿股民参与其中，这也同样背离了西方当代意义上的股票价值观，理性投资在中国演变成自由市场的哄抢，但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这同样被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有着2000年儒家文化历史的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打着感性经济的大旗，于是资本和消费在中国都出现变异，首先消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消费，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信用卡消费，消费在中国日益呈现一种身体化的倾向，这种看似白痴的物物交换的原始社会的消费方式，利用互联网、利用新经济在中国演变成一种全民消费运动，同样资本也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证券、简单意义上的股票、简单意义上的人民币，资本在股民心目中、在房地产商心目中，在所有有野心的市民中，已经和投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资本在中国等同于口头传说，等同于蓝图，等同于招摇过市，甚至等同于信息，也就是说资本在中国也日益呈现一种身体化的特征，只要你有一个好的故事，在中国就可以演变成一个资本故事，或者就等同于你手里拿着大把的钞票，这种资本游戏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

 

独生一代在中国不仅只是一个被政治制造的一个特殊年龄的群体，而有着更深的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每家只生一个孩子，直到今天，还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至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为缓解经济压力，而实行的非常严格的人口政策，这在有些西方国家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事实，并彻底的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家庭结构，可以说，中国在两千年发动的很多思想上、文化上、包括经济上的革命都没有改变中国家庭的本质，今天我们去乡村旅游，还能感受到家族的势力，多子多福，四代同堂，曾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的基石之一，但中国起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轻而易举的将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打的粉碎，中国的三口之家，父母加一个孩子不仅改变的是传统家庭的社会结构，包括邻里关系，在我看来，三口之家使家更趋于封闭，这和中国今天的开放社会截然相反，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在家庭内部只能去面对他们的父母时，这种孩子和父母的交流就不再是一种双向的交流，这同样被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从心理学上讲，孩子从童年起，他的幸福观直接建立在他对父母的理解力上，这是孩子过于早熟的一个标志，可以说父母的价值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成为这个孩子判断世界的标准，童年对于独生一代家庭来说形同虚设，父母在独生一代子女眼中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其次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的内涵，这样当独生一代的子女进入社会时，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信息社会和资本游戏时，独生一代的适应性更强。并呈现了比西方同龄孩子更加个性化的趋势。

 

当中国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赶上中国艺术品市场神话的泡沫时，他们就像勤于耕种的老农民那样想“嘿，赶上了好年景！”他们并没有从深层次上反思中国的资本游戏，和中国的资本神话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品市场神话之间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反思，当手中的粮食卖给投机商翻十几倍、几十倍时的真正动因和土地和施肥和自己的勤劳并没有本质上的关系，尽管这两代艺术家已经开始了风格化的艺术，但他们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天生的直觉，加上所谓的赶上了好年景，你可以设想一下，这两代艺术家，在中国接受的学院教育，只是关于施肥的问题、种子的问题，他们最终的艺术成就都来自于后天的耕种经验，而独生一代艺术家则不同，你可以设想一下，他们从小就是在电视和互联网中长大，上大一以后，拿中央美院的学生来说，离学校三公里远，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艺术区-798艺术区，每周全世界各种五花八门的当代艺术展览不下几十个，这个主义、那个流派、这个大师、那个一代宗师，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莫干山艺术区、包括重庆、成都、广州的一些更小的艺术区都成为了独生一代艺术家的课堂，这些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经营的艺术试验田，都成了这些独生一代艺术家免费的课堂，你想每到周末他们都可以到这些艺术试验田里来观察这些风格艺术家的风格艺术产品，更在艺术的内部期刊里，看到某某风格艺术家成为资本运作的神话，这种每周不间断的亲身经历，和他们在课堂中所学到的技术，再加上从小由于家庭结构所决定的那种心理特征，游戏在这一代艺术家眼里不仅只是消费，而就是艺术，这不仅是他们出生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也就是说独生一代艺术家比他们的父辈更少一些理想，而多一些实用主义的特征，这也被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所以当独生一代艺术家一毕业时，他们就已经不需要再冒实验的风险，因为四年的学校经验和技术积累，已经让他们能成为类似好莱坞风格化的导演了，这很像游戏的程序，你是选择枪战片还是恐怖片、言情片、西部片，都只是一个手段，重要的是你要制造一种风格，这种风格是你自己发出的声音，于是，在今天全世界艺术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在北京，在798艺术区，你不断的能看到独生一代艺术家上演《抖包袱》的游戏，至少在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的作品里，他们制造的风格化还和他们的经历有关，于是社会学风格成为这一两代艺术家的独门武功，对于独生一代艺术家来说，只要和游戏有关，一切都是可以消费的，都是可以被自己的视觉叙事消费的，于是历史、故事、经历包括道听途说都成为他们自己风格化的借口，风格在独生一代艺术家眼里不再是无法企及的，而更像是课堂作业，老师需求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市场需求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798需求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北京需求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中国需求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纽约需求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美国需求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所以不言而喻，当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当代艺术发动机的时候，离开独生一代艺术家的制造的视觉神话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展览我已策展了三届，至少在我看来独生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已不再处于一种艺术的边缘状态，而正逐渐以他们的特有的风格化特征，加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必然在这个信息社会，成为艺术新的制高点。